農民最大的資產—土地，其商品屬性正通過農地承包經營抵押或農地收益貸款等相關試點工作被逐步激活。記者在北京、四川、安徽等多省市調研發(fā)現(xiàn)，為降低還貸風險，各地推行了各種各樣的擔保模式，其中由政府作為擔保主體的模式受到金融機構的大力追捧。
盡管《物權法》第125條、第152條規(guī)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依法對其承包經營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宅基地使用權人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權利?！钡牵段餀喾ā返?84條及《擔保法》第37條規(guī)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設定抵押?！睆姆缮峡?，土地屬于國家或集體所有，農民對承包的土地和宅基地都沒有處分權。囿于相關政策和法律的限制，農民手中最值錢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和農房還是很難“盤活變現(xiàn)”，甚至會觸及法律底線。沒有法律的認可和支持，農地抵押貸款就是無根之萍、空中樓閣；不同形式的探索，或可稱之為“創(chuàng)新”，但只能是暫時性的治標之策。
從多地探路農地抵押貸款擔保模式的試點來看，至今還未形成可持續(xù)、可復制的模式。在實際操作中，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抵押物，其價值往往難以衡量。耕地上作物的價值也因氣候、病蟲害、市場供需等因素波動劇烈。同時，由于農地產權可抵押貸款的試點仍處于初級階段，很多金融機構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而由政府作為主體為這項業(yè)務提供擔保無疑是最讓金融機構和農民放心的一種模式。但是，政府“兜底”的做法，只是事后的風險規(guī)避，而且還可能起負作用。有政府“兜底”，不但一些銀行很可能會降低風控措施，個別農民也可能賴賬不還。總而言之，由于是新生事物，政府對農地產權抵押的擔保模式還沒有標準，更沒有強有力的監(jiān)管之策，現(xiàn)有的各種模式無不潛藏很大的風險隱患。
十八屆三中全會“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但是，即便從世界范圍來看，農民拿土地、房屋抵押貸款，也僅局限于農場規(guī)模大的歐美國家，在日、韓等國家，盡管農民土地、房屋產權清晰，法律也允許抵押，同樣也很少有商業(yè)銀行愿意做。盡管央行、銀監(jiān)會提出“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改變土地用途和不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的前提下，探索開展相應的抵押貸款試點”。然而，由于土地制度和產權歸屬所羈絆，農地抵押貸款不可能在全國范圍內推開。農地抵押貸款，關鍵是政策應當先行。在規(guī)定范圍內淺嘗土地抵押貸款可以，在政策、法律沒有修改之前絕對不可能“普遍化”。
從我國各地的試點來看，無論擔保主體是政府、個人，還是中介機構，由于缺乏標準和法律依據(jù)，金融機構和農民在這項改革中仍會面臨貸款風險隱患。雖然一些地區(qū)為降低金融機構風險，建立了風險補償基金，但補償基金的規(guī)模相比貸款額明顯偏小，如吉林試點縣平均只有幾十萬元，而有的縣的農地貸款超過1.6億元，保障能力仍很不足。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在政策上、法律上又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農地抵押貸款可能只是“曇花一現(xiàn)”。就當前而言，亟需完善相關的政策及法律，以打消金融機構疑慮。一是政府積極參與和支持，對農地金融機構直接提供一定配比的貼息貸款，或直接創(chuàng)辦(或持股)土地金融機構開展農地金融業(yè)務。同時，應加快相關法律配套，為農地抵押貸款“保駕護航”；二是加快健全覆蓋農村經濟的醫(yī)療、失業(yè)、養(yǎng)老社會保障體系，將農村社會發(fā)展納入國家公共財政支持體系，以解決失地農民的最基本生活費用問題，使農民“病有所醫(yī)，老有所養(yǎng)”。